特殊的一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看到了不少暴露希特勒、墨索里尼及日本法西斯暴行的影片。观众也已知悉，法西斯匪徒杀人不眨眼、残害犹太人的暴行。但是，从法西斯受害者的心灵和日常生活中去反映法西斯思想的毒害和他们正常人的思想复苏并以特定方式进行某种反抗的影片并不多见，而意大利埃托莱·斯科拉导演、编剧的《特殊的一天》正是这类罕见的影片之一。

埃托莱·斯科拉是一位记者出身的导演。他从60年代起，主要从事编剧，后转为导演。他是亲身经历过法西斯统治的意大利人，因此，对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日常统治并不陌生。在《特殊的一天》中，作为编剧、导演的埃托莱·斯科拉并没有设置复杂、曲折的情节去表现他所熟悉的法西斯意大利的生活，而只是表现了1938年5月6日的具体一天，从清晨至傍晚，至多12小时的生活进程。但是，对影片男女主人公来说，却是“特殊的一天”，时间虽短，他们的心理活动却是十分活跃、激烈的。这种活跃、激烈的程度实质上是超过了几十天或几十年，因为，他们在12小时的短暂时间中，思想感情有着一种巨大飞跃，他们从逆来顺受、安于忍受法西斯思想的哲学，转到他们原已枯萎的思想产生复苏并且以独特行为反叛了自己，形成对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所灌输的道德思想的反叛与斗争。

埃托莱·斯科拉实际上是从本质上揭开了法西斯主义的外层，他让观众看到了法西斯对群众的毒害过程。作者的成功之处是在作品中男女主人公并不是法西斯主义的憎恨者、反对者。相反，埃托莱·斯科拉是表现了两个对法西斯主义并不十分了解，甚至是安于法西斯统治生活的“芸芸众生”，是意大利的普通人。影片女主人公安东妮泰是一个普通妻子，意大利小公务员之妻，并无明确的政治见解。作为一个普通妇女，她本能地尊敬“元首”墨索里尼并深受墨索里尼的道德思想影响，深信作为妇女，应该是一个“家庭的卫士”，她不看大仲马的《三剑客》，却熟知墨索里尼的“四剑客”主张，她已有6个孩子，但不反对有第7个，因为这样就可以拿到政府的津贴。她甚至在照相架上，用纽扣装饰成墨索里尼的头像，她为偶遇墨索里尼而晕倒在地，她只是从妇女的角度埋怨墨索里尼“每天换匹马，每晚换个女人，可怜的女人”。当然，她偶尔也为妇女的卑微地位而发牢骚。她在生活上，虽然看到丈夫有外遇，儿子偷看裸体画报，但她并无激烈的反应。作为一个普通的意大利妇女，她没有激烈、鲜明的政治态度是正常的，而当她遇到生活中这一“特殊”事件时所作出的激烈反应也是可以理解的。

作者埃托莱·斯科拉并没有将她表现为一个生活态度不严肃的妇女，她在同卡布里埃的感情交往并不是一般“偷情”，她曾拒绝过卡布里埃的吻，她同卡布里埃曾接触过三次，她逐渐感到卡布里埃并不是一个坏蛋，她感到他的善良与友好之后，才对他人对卡布里埃的评价不以为然；同卡布里埃产生感情后，对自己的“失足”行为并不后悔，并作出决定“今后将每天在窗户中看他，听到他的声音”，这实质上就是对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道德规范的一种反抗。

墨索里尼统治意大利时，一贯吹嘘意大利社会道德高尚，百姓循规蹈矩。但安东妮泰的反叛正好说明了处于法西斯政权的高压下普通人思想感情的复苏，以及他们对这种道德规范的蔑视。

再看卡布里埃，他原是个正常男子，但被诬称为同性恋者。他的伙伴已被现政权解职并移送外地，而对卡布里埃，也不再被允许担任播音员，不让他去参加集会，实际上，已把他“打入另册”，等待着遭受惩罚的命运。这就是“特殊的一天”中人物的特殊心理，他寂寞、孤独。编导让他同安东妮泰相会和结合是有特殊含意的。这种露水式的情爱随着卡布里埃被便衣人员带走，在安东妮泰心里将会激起对法西斯政权的恒久的忿恨。

埃托莱·斯科拉的成功之处是他并没有把男女主人公作概念化的处理，把他们表现为法西斯政权的自然反对者，相反，他是从生活真实出发，以正常人的视点，表现法西斯政权下的普通“顺民”，他们的日常表现似乎完全符合法西斯有关道德规范的宣传，然而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却出现了一种反叛的潜在因素，一种反对法西斯的潜在力量。

影片在音响处理上颇有特色。“音响对位法”贯串影片的全过程，从影片一开始法西斯的广播扩大器就在不停地宣传法西斯的威力和成就。但在男女主人公身上却在产生着一种心灵复苏与反叛。这种音响的使用使男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同外部世界形成强烈的反差，从而让人们看到，人物的心理和行为正好是宣传词汇的另一面。同时，这种音响处理也有利于扩大人物的心理演变过程，让人们看到男女主人公正是在法西斯宣传大肆蛊惑之时，却在诉说各自内心的苦衷。

《特殊的一天》并未自称是“政治片”，但是，从实际效果看，影片却是成功地表现了政治。它既揭示了法西斯政权下的普通人的生活，又揭示了普通人反对法西斯主义及其统治的必然性。